鳄鱼配资为什么要支持老年人就业

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已成为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日前，上海市民政局等2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上海市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实施方案》，正是对这一议题的精准回应。从生产型老龄化角度重新思考大都市人口红利问题，可以为理解上海乃至全国特大城市如何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提供新的启示。

重视生产型老龄化现象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的当下，传统的将老年人口视为社会负担的视角亟待转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5.83%，他们是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而且，这部分老年人口的教育素质持续改善，具有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已达13.9%，这为他们适应现代生产需求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老年人并未完全退出生产领域，从而催生出“生产型老龄化”这一创新性概念，其含义是老年群体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参与社会生产活动，从而将老龄人口从负担转化为宝贵的资源。

具体来看，全国60岁以上就业人口占比为8.8%，但呈现明显的城乡与区域差异。农村60~64岁老年人的就业比例显著高于城镇，农业大省是老年就业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并且就业形式以自营劳动为主。这反映出，我国老年人口再就业仍以农村地区和农业领域为主阵地，同时也暗示在城市非农正规就业领域，老年人力资源的供给与潜在需求之间存在巨大开发空间。

与此同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伴随着大规模年轻外来人口的流入，也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老年漂”群体。他们通过承担家务、育儿等无偿的家庭劳动，实质上释放了中青年劳动力的生产力，成为支撑城市高效运转的“隐形贡献者”。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优势还在于拥有发达的第三产业、丰富的社区服务需求以及活跃的创新创业环境，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化、更高附加值的再就业岗位，从传统的家政、物业服务，到文化传承、咨询顾问、社区调解等领域，都可以成为生产型老龄化贡献力量的新舞台。

深刻理解生产型老龄化的价值，需要重新审视老年人口对“人口红利”影响的作用机制。人口红利传统上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抚养负担轻而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然而，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和老龄化进程加快，传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窗口正在收窄，部分观点认为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减少、储蓄率下降、创新放缓，从而对经济增长构成压力。但“积极老龄观”指出，老龄化并非等同于红利消失。如果政策得当，健康长寿老年人所积累的经验、技能等人力资本可以得到充分利用，预期寿命延长会促进储蓄和人力资本积累，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则会倒逼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从而可能开启以人口质量为主导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生产型老龄化正是激活第二次红利的关键机制，它主要通过三大效应释放并延长人口红利：一是消费增量效应，随迁老人将积蓄或养老金带入城市进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本地需求，特别是休闲、文化、康养等服务消费；二是在职人员生产率保障效应，老年人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使中青年尤其是女性能从繁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职场，提升了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效率；三是低成本再就业发展支撑效应，部分低龄、健康的老年人通过再就业或返聘，弥补了特定行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传统技艺等）的劳动力短缺，以其丰富的经验和较低的用人成本为企业和社会注入活力。这三大效应共同构成了生产型老龄化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立体图景。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推动生产型老龄化不仅是应对劳动力总量减少的权宜之计，更是优化城市人口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这要求城市治理者转变思维，从单纯应对老龄化“挑战”，转向积极开发老龄化“机遇”。上海推出的优化就业支持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潜能的措施正是上述思路的具体体现，即通过支持老年人就业，不仅能够直接增加劳动力供给，更重要的是可以释放家庭内部生产力，稳定核心劳动年龄人口的家庭后方，提升中青年劳动力的职业专注度和劳动生产率。而且活跃的老年消费群体也为“银发经济”注入了动力，推动了养老、健康、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与扩张，这与学者们普遍认为银发经济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在东部发达地区作用更显著的结论相符。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平衡“生产型老龄化”与“享受型老龄化”的关系。这意味着，政策在鼓励和支持低龄健康老年人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必须夯实养老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网络，确保所有老年人，包括那些逐步从生产型向享受型过渡的老年人，都能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在积极开发老龄化“机遇”的实践中，应当致力于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让老年人在根据自身意愿和能力贡献社会的同时，也能充分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需要细化优化政策落实

从政策实践出发，上海要构建一个有利于生产型老龄化发展的社会环境，还需要进一步在制度保障、服务支撑与平台搭建三个层面深入细化和动态优化政策措施，具体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在制度保障层面，进一步探索在地方性法规中强化对老年人平等就业权的保障，包括在相关法规中增设禁止年龄歧视的条款，并为老年人提供司法救济渠道。同时，推行更为灵活的弹性退休与再就业制度，打破“一刀切”的退休年龄限制，鼓励企业通过返聘、顾问、兼职等多种形式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并对雇用老年人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或社保优惠，这将直接增进老龄人口的低成本再就业效应。

其次，在服务支撑层面，上海探索推出针对老年就业群体的专项公共服务包，包括进一步简化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流程，探索“医疗服务跟随养老金”机制，让随迁老人在沪也能便捷享受医保，从而降低老龄人口参与生产生活的后顾之忧。此外，大力完善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如建设社区老年食堂、日间照料中心、健康驿站等，这样既能够为已步入高龄阶段的“享受型老龄人口”提供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障，也能够为仍在参与家庭照料或社区服务的低龄“生产型老龄人口”提供便利，分担身体与心理压力。因此，构建老年友好型城市空间，增加无障碍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必须要考虑在物理环境上支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力度。

最后，在平台搭建与能力提升层面，借鉴日韩经验，通过建立“银发人力资源中心”或老年人再就业服务平台，为有意愿老年人匹配临时性、短期性或顾问性工作岗位。全面启动面向老年人的数字技能、新业态适应等培训计划，重点是“数字素养强化计划”，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提升他们在现代经济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综合使用这些措施，有利于将庞大低龄、健康、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口，转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宝贵人力资源。

综上所述，上海应更好优化对老年人的就业支持政策，这不仅是应对深度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务实之举，更是立足超大城市特点、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前瞻性布局。通过将老年人视为宝贵的社会资源与社会生产发展的参与者，以制度创新、服务优化和环境营造，充分激发老年群体在消费、生产、就业等多方面的潜能，这种人口结构优化的发展路径，不仅能够为上海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全国其他城市应对老龄化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提供可资借鉴的“上海方案”。“优化老年人就业支持、开发利用生产型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优化方案，有助于我们重新诠释人口红利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中，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特征，转化为持续而强大的发展优势。

（胡晓鹏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靳茹杰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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